央高级官员环保督察不仅曝

美国苹果公司周三宣布，将进一步 采取措施 ，推动其在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向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并承诺到2020年底将与其供应商一道生产包括太阳能在内的22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 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苹果称其将在中国各地建设多个太阳能项目，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0万千瓦，从而为其大部分的原材料及零部件供应商、代工企业提供低碳电力。 苹果公司还表示，其在四川省的4万千瓦太阳能项目已经竣工，从而使该公司在中国的19家办事处和24个零售点的运营达到“碳中和”。 作为全美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称，此举为了“敦促 其制造商合作 伙伴提升能源效率并采用清洁能源”。为此，富士康公司投资建造40万千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作为苹果公司最大的供应商，富士康也表示将致力于生产更多的清洁能源，以满足其规模不断扩大的郑州iPhone代工厂的能源消耗。 富士康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郭台铭在与苹果公司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我希望这一可再生能源项目能成为业界推进绿色生态系统发展的催化剂。” 今年早些时候，苹果公司就计划推动其供应商转 向可再生能源，不过 富士康等一些大公司的承诺则有可能进一步促进中国制造业向着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 过去几年，中国出台了许多相互重叠的政策、法律、目标和措施，以遏制燃煤电力的生产和消费， 并寻求发展低碳能源以改善空气质量，减少雾霾，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政府2013年启动“中国制造2025”项目，希望到下个十年中期，有更多的制造业基地将通过就地生产或智能电网传输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向更精密化方向发展。 由于中国多数大型电子加 工企业都是全天 候运营，因此，对于大型装配厂来说，一个主要的挑战便是如何将太阳能储存起来供晚上使用。 蓄电池技术成本降低将有助于推动可再生能源在轻工业领域的应用。 尽管关停了一批老旧的发电设施以及过剩的产能， 但钢铁、化工、水泥 等传统用煤行业对于高污染燃料的需求仍将居高不下。

你吃的三文鱼（鲑鱼）是海水三 文鱼？还是 养殖的淡水鱼？中国版“三文鱼标准”再度成为媒体热词。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三文鱼分会”8月10日成立，成立大会上发布了由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联合多家企业制定的《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称三文鱼是鲑科鱼类的统称，包括大西洋鲑、虹鳟、银鲑、王鲑、红鲑、秋鲑、粉鲑等。 《青海日报》报道，《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的发布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对于规范行业操作，保障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知情权，促进三文鱼产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报道称，该标准也对中国水产品中，对人类健康危害较大的寄生虫进行了严格规定。 《生食三文鱼》标准的消息一出，“虹鳟是不是三文鱼？”的话题再度热爆网路，虹鳟成了“食品界的网红”。 担心淡水养殖的虹鳟寄生虫超标的网民说 ：“ 以后少吃生三文鱼片吧。”也有人说： “有点像奶粉 ……怎么也通不过 之前的标准就把国内标准调低”。有网民不满表示：“既然虹鳟都可以变成三文鱼了，小龙虾怎么不能变龙虾？” 今年五月，中国官媒央视节目报道，青藏高原开始养殖三文鱼的历史已久，目前已经占中国三文鱼三分之一的市场。报道引发网民热议，网民质疑，青海养殖场内称之的“三文鱼”其实是淡水虹鳟，淡水鱼比海水三文鱼更有机率含有寄生虫，根本不宜作生鱼片食用。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的微博，在外国，一般定义的三文鱼（salmon）是大西洋鲑鱼，特别是挪威、智利、苏格兰、法罗群岛等地的大西洋鲑鱼，后来太平洋一些品种的鲑鱼也被归类为三文鱼。而在中国，“三文鱼”没有严格的定义，是一个广泛、模糊的概念，通常是鲑鳟鱼类商品的统称，而非一种鱼的科学名称。 三文鱼（在台湾多称鲑鱼）是数种鲑科鱼的通称。鲑鱼在淡水环境下出生，之后游到海水生长，成年后洄游到淡水繁殖。 三文鱼是广受欢迎的食用鱼。野生三文鱼生长 周期长、捕获 不易，因此价格高昂。大部分餐桌上的三文鱼都来自养殖场，养殖主产国除挪威与智利外，新西兰、加拿大、芬兰、美国阿拉斯加都是主要养殖三文鱼国家。 虹鳟学名 ，在动物学分类上属 于鲑科  ，麻哈 鱼属 。原产于美国阿拉斯加山区的溪流中，因为鱼身侧有一条条类似彩虹的图样而得名。虹鳟在低温淡水环境中生长，所以能够在青藏高原等内陆地区养殖，虹鳟不会像鲑鱼一样在淡水咸水间迁徙。 专家对央视表示，所有海水鱼淡水鱼体内都可能有寄生虫。海水鱼的寄...

月从河北开始的中央环保督查， 如今已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与以往偏重于查企业的环保监督不同，此轮中央环保督查将问责的剑锋直指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地方官员。例如天津相关部门被发现在水污染治理中伪造文件，同时其两个区公然干扰空气质量监测。而山西多地则被指放松治污要求，漠视群众环境诉求，被动应对，行动迟缓，导致环境质量恶化。 不只动于九天之上，也沉于九地之下。通过大量的文件核查，现场检查，结合公开征集到的数以万计的公众投诉举报，一批长期被掩饰的问题得以通过中央环保督察曝光。其中督察组在浙江湖州查实企业随意将大量死猪违规填埋中央督察所向披靡之际. 也有必要看到挑战：中央派员直接大规模督察，毕竟属于非常手段，恐难实现常态化；压力传导中，一些地方平时不作为，面对可能影响乌纱帽的中央督查，却又陷入乱作为、滥作为；曾经在环保约谈中“如芒刺在背”的市长们，也因法不责众而出现了麻木情绪；而大量个案在集中清理过后，也存在反弹担忧。 凡此种种，显示中央督察和清理的重点，需要从个案问责转向机制问责，完善属地管理。就以湖州病死猪事件为例，据媒体披露，村民们曾拨打热线举报，但勘查不了了之，当地土壤和水质也被告知检测全部合格，湖州市相关部门甚至直到8月底仍在竭力否认。，尤令各界震惊。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管理机制上的巨大漏洞。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新近发布的120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PITI指数评价结果显示，在公众环境投诉举报信息公开项目上，湖州市得分在东南沿海地区排名最低，意味着依法应向公众发布的信息，被“深藏闺中”。而文过饰非导致的社会监督缺失，也让环保部门无从借力摆脱地方干预。 环境管理机制上的问题，绝不限于一时一地。从大气污染治理看，新《环境保护法》要求各地级市公开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则明确规定名录上的涉及大气污染的企业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实时公开，但PITI指数年度报告显示，全国仅有12%的废气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开展了实时公开，而多地甚至根本未把主要排放源纳入重点企业名单。一些地区在应对督察中出现“打苍蝇而不打老虎”的现象，和上述信息缺失不无关联。 干将发硎，有作其芒，环保督察携 中央权威 ，破解一批引发各界关注的个案应可以预期；但动用如此宝贵而有限的资源，更应重在问责地方政府长期存在的管理弊端，包括问责湖州投诉举报机制的缺陷，以及问责各地迟迟不执行《大气...